由余华同名小说改编，魏书钧执导，朱一龙主演的悬疑罪案电影《河边的错误》已于上周六全国公映，并成功登顶周末票房榜。目前累计进账已超过亿。截至本周一下午17：30，三天累计进账已过亿。
这个数字令人特别惊喜之处在于，《河边的错误》是一部尽管有着鲜明的类型化印记，也有明星主演，但从影调、节奏、主题上都显著区别于院线商业片惯例的艺术电影。
影片曾于今年五月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并在上映前5天拿下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电影奖，也完全是艺术电影路线的参展轨迹。
现在看来，《河边的错误》已成为《地球最后的夜晚》之后，国产艺术电影中商业成绩的佼佼者。当然我们没有忘记，以下沉营销和明星阵容把许多无知观众“骗”进跨年夜电影院的《地球最后的夜晚》，收获了多么可怕的票房跳水和舆论反噬。
诚然，余华原作+朱一龙主演+犯罪悬疑题材的组合，能不费力地给电影带来最早一批入场观众的基本盘。
但胶片摄影、节奏缓慢、线索隐晦、反叙事引导等迥异于一般商业犯罪片的“劝退”特征，又会给后续一般观众进入电影院拔高门槛。
然而这次令人尤为欣慰的是，目前《河边的错误》豆瓣评分7.6，猫眼评分9.0，淘票票评分9.1，且周日票房显著跑赢大模型预测。可见，《河边的错误》真正凭借影片本身，赢得了已经进场的两百多万观众，也吸引了尚未进场的广大普通观众，其票房走势是可持续的。
如果以观察网络评论和话题的方式管窥观众如何接受《河边的错误》，不难发现，电影在非影迷的普通观众那里收获成功的秘诀在于：这是一部能极大激发观众推理、讨论欲的心智游戏（mind game），或谜题（puzzle）电影。
当然，电影所实现的这种可能性，本来就已蕴藏于小说之中。而魏书钧关键的改编策略，成功将其推到极点。
小说《河边的错误》为何？
余华1987年在鲁迅文学院进行研习时期，写作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次年发表于纯文学期刊《钟山》。
《河边的错误》被论者广泛认为是余华“先锋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讲述了河边三起断头命案的侦破过程，疯子、王宏、许亮等嫌疑人渐次出场，县城警察马哲陷入迷雾。小说结尾，认定疯子为真凶，却无法将其绳之以法的马哲开枪杀死疯子，最终自己伪装精神失常进入精神病院。
据余华所说，写作《河边的错误》，初始动机是为了戏仿传统侦探小说。既然是戏仿，一定要或明或暗地反抗或嘲讽侦探小说的叙事惯例，以及侦探小说读者的理解惯例。
河边的错误》在这方面最典型的特征，在于其谜底的不可知性。
关于这篇小说中的凶手是谁，向来疑点颇多，读者众说纷纭，从来达不成一致认识——以至于许多读者达成的唯一共识是，余华自己可能都没打算拆解这一悬念。这个悬念只不过是“红鲱鱼”或“麦格芬”，是一种被放在小说中心诱导读者，但实际无关紧要的陷阱。而小说在叙述过程中渗出的冷硬、荒诞的感性质地，以及被“非理性”幽灵萦绕的人物心灵，才是核心。
魏书钧的改编策略为何？
余华在近日路演采访中反复说，改编《河边的错误》是一个陷阱。众所周知，第四代名导陆小雅和第五代名导张艺谋，都曾买下翻拍版权，但都未能完成。
表面上，《河边的错误》有一个传统侦探小说的框架，猎奇案件、时间表、嫌疑犯、复杂的人际关系，要素齐全，好像尤其适于改编成犯罪类型片。然而这种标准化转译的捷径，正是陷阱所在。
《河边的错误》难在原著的简略篇幅和零度风格，刻意将时代、地域背景刮花，缺少对主角的生活经历介绍和精神状况刻画。倘若只是以复制犯案和侦破过程为要务，适当填充线索，将小说改编为纯粹的本格推理片，也能勉强过关，但将完全错失原著传递的关键精神讯息，即80年代广泛被感知到的存在焦虑，以及漂浮在社会空中的非理性迷雾。
编剧魏书钧和康春雷曾提到，剧本四度大转向，最终决定以片中马哲那场“死者聚会”“乒乓球三等功”的庞大梦境为引子，开始编织一个以此为中心的漩涡式叙述结构。
毫无疑问，电影最重要的改编，是将警局办公地点搬到影剧院，直接将《河边的错误》的台风眼，放到了真幻莫辨的交界地带。
同时，又因电影和人的心理印象、记忆、梦境，都具有某种镜像式的关联，马哲的“心像”，自然也被放置到了中心中的中心。
为了围绕着马哲个人的境遇，丰满化其生活和性格细节，公安局长和马哲妻子的戏份也全面扩充，几乎是创造了两个新角色。双方给马哲施加的精神压力，一是工具理性当头，汲汲于荣誉和头衔的局长反复要求“交材料评先进”“尽早结案”，一是妻子要求保留有10%精神残障可能性的胎儿，完成那根本残缺的拼图。
而这10%可能性的遗传来源，和似有似无的“三等功”，或许一早就铺垫了马哲从未正常的可能性。
但在工作焦虑和家庭焦虑之外，最终压垮马哲的，是他在探案过程中，犯下的“错误”。
尽管马哲目光如炬，试图以外来的绝对理性把握线索，但却顺着线索牵动更多参与者，乃至于间接制造更多的死亡——倘若马哲得过且过，马虎结案，可能还不会有如此多死亡。
在面对他认定的凶手，即鬼魅脱逃且难以被法律制裁的“疯子”时，他的虚无感和负罪感最终将自己压垮，制造了“鬼王钟馗捉鬼”，化身为非理性本身的悲剧。
好一个命运的捉弄。
可以说，小说中马哲虽然最后“发疯”，但还可以解释为一种荒诞的装疯表演，电影中马哲的疯，则毫无疑问有了古典悲剧的品格。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规定悲剧体裁时说，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犯下过失的导致灾厄的“常人”。马哲的谵妄，也是特殊境遇中无数“常人”精神危机的集合。
此外，对于次要角色苦难经历的扩写和改写，如情路受挫的王宏，因异装癖饱受摧残的许亮，同样浸透了“人被命运主宰”的悲剧色彩，并隐隐触及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
这是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的精神融入了《河边的错误》这篇原本单纯的戏仿习作之中。
魏书钧和康春雷对原作的提炼和补充，不可谓不成功。
谜题电影，掀起解读和讨论狂潮
新世纪以来，具有复杂情节，信息量严重超载，能在观影过程中乃至观影结束后，为核心悬念提供多种解法的悬疑片新范式发展茁壮，蔚为大观，一跃成为最能激发观众读解和讨论欲，也最能吸引二刷三刷的新兴类型。学界将这种类型称之为“心智游戏”电影。
当然，在叙述过程中通过诱导和隐藏等手法玩弄观众，创造震惊效果的谜题电影，绝非近二十年来的新产物。但新世纪以来“心智游戏”电影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是线索和细节空前复杂，看一遍根本理不清；二是角色的精神失常或认知失调病症十分常见，连带着认同角色的观众一同真假难辨。那种精神分裂、失重、不稳定的角色和观影体验，已经被认为是晚期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症状。
在中国普通电影观众之中最早大规模玩起这种“心智游戏”，衍生出一大批解读讨论的现象级电影，自然是《盗梦空间》。
观察《河边的错误》所激发的网络讨论，也能很快发现，有许多解读欲望强烈的观众，在对杀死小男孩的凶手是谁、三等功有无、拼图去向、孩子生死、真实和幻想的交界面何在等方面，提出了各种奇形怪状但又不矛盾的情节解释——这些解释当中，恐怕有许多是魏书钧和余华都始料未及的。
这是“心智游戏”电影的典型特征：观众捕捉影片中各种俯拾即是的散落细节，拼凑，推理，乃至放飞狂想，把看电影玩出了一种“寻找道具打开密室”的互动游戏体验。
在寻找真相的马哲入魔过程中，观众最先是全方位认同他的视点，再是反复遭遇谜团和创伤事件，感同身受地被拉进马哲恍惚的精神世界，最终意识到这种视点从理性坠入幻想的不稳定性，从而回溯反思“哪里开始疯的”。
不得不说，艺术电影《河边的错误》，虽然在普通观众看来可能缓慢、玄妙、神经叨叨，但绝非一次毫无参与感的“梦游体验”。加之片方的营销也平稳克制，极力避免夸张、放飞，影片因此才未落得《地球最后的夜晚》那种大规模被鞭挞“极烂”“故弄玄虚”的惨剧。
这方面，既有原著本身的模糊性打底，更重要的是影片有意模糊真幻之别，且大量植入支持观众进行过度解读的细枝末节——不看评论，你能想到有观众得出马哲妻子和局长出轨的结论吗？
当然，《河边的错误》开放如此宽广的解读空间，并非真是要布下游戏陷阱，和商业悬疑片一样操纵观众反应，而是传递一种根植于原作精神中的游戏性、不确定性，以及囚禁渺小主体的命运秩序，它本身的广袤性。
时代还原，形神兼备，瑕不掩瑜
《河边的错误》另一个显性的优点是，在年代还原方面，做到了形神兼备。
在北大的路演对谈中，90后导演魏书钧透露，将影片时代背景从80年代搬到90年代，是因为他对90年代的印象更加真切。
在观看《河边的错误》过程中，对于经历过90年代的观众，活记忆又跃然眼前；对于年轻观众，电影又给他们植入这种记忆的鲜明质感。显然，还原90年代的精髓，不单在于画面质感或器物之上，而在于凝结在社会生活中的情绪，温度，色彩，气味。
90年代，就像钱玲和许亮生活和工作的社区生态，集体生活的场景还未完全成为历史；90年代，就像王宏和钱玲相遇的诗会，文化热的旋风还未彻底偃旗息鼓，人人读诗，人人写诗，青年人普遍浸泡在一种高于生活的浪漫氛围中；90年代，就像许亮的前情暗示的，严打和流氓罪的阴影仍在，是一个全面转型，新秩序尚未覆盖一切的混乱时代。
既压抑又外放，既飘忽梦幻又野蛮残忍的八九十年代，因此也是一个更容易发疯的年代。别忘了，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宇宙探索编辑部》主角唐志军，也从那个年代走出。
当然，影片在“还原”过程中出现的技术性瑕疵，也毋需讳言。
比如众所周知的，为制造年代感，影片采用16毫米胶片拍摄，但因团队缺乏胶片拍摄经验，导致大面积对焦不准，模糊过度；又如片中口音天南海北，导致地域辨识错乱，不能让观众锚定一个真实的地域环境，非常出戏。
90年代，同样也是中国商业电影院线未全面建立，影剧院即将走向衰败的时代。但与此同时，第五代导演和文学浪潮普遍结姻，造就了中国艺术电影在改革开放后的繁荣高峰。
放在2023年，青年导演和八九十年代文学的再次相遇，以及回望转型时期的浪潮在今年国产影视中扎堆，究竟意味着一种时刻更新，不断向前的文脉传承，还是一种强迫性的怀旧和温情回望？两者之间的界限或许就和马哲的主观视点一样，难以辨别。
同样地，以魏书钧为代表的这批新导演，能否升华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自我理解，也需要拉远一点时间才能证明。不过这次《河边的错误》交出的答卷，至少据余华本人的评价来看，“主很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