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仅是名词，而且是动词，即以“文”“化”人，所谓人文教化。在高度发展的物质化社会，现代人和现代文明面临着新的时代危机。
中国文化何以化人？文化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到底有何意义？本期对话学者是东南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樊和平。
樊和平（笔名樊浩）1978被东南大学哲学师资班录取，1992年破格晋升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哲学伦理学教授。回眸40多年学术进程的轨迹，樊和平从硕士学位论文提出“伦理精神”的概念开始，都在孜孜追寻一个共同的主题：“走向伦理精神”。迄今为止，已经完成了“中国伦理精神三部曲”、“道德形而上学三部曲”等14部独立著作，独立发表学术论文近三百篇。
谈及当下时代面临的最大风险，樊和平认为，最大的风险是精神风险和文化风险。全球化如果导致文化同质化，它的文明风险要比经济风险大得多。
“我们需要一种文化建构，把自己的安顿下来，解决人如何达到永恒、达到不朽的终极问题。伦理道德就是中华文化提供的独特智慧和为人类做出的独特文明贡献。在中国，伦理道德具有非常重要的文明史和文明形态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核心构造。中国文化传统上是一种伦理性文化，我们持续二十年的调查发现，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一种伦理型文化。”
他指出，伦理道德在建构中华文明新形态中的意义被大大低估了。我们习惯于把伦理道德只当成是社会风尚和公民道德，这是一种短视。中华文明有两大独特气派，一是与西方“country”文明相对应的“国家”文明形态，二是“有伦理，不宗教”的文化气派。这两大特质都与伦理道德深切相关。
在本次访谈中，樊和平探讨了当前时代面临的精神危机，以及不同的文化如何安顿人类的精神世界，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以下为对话精编。
搜狐智库：在您看来，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樊和平：现在这个时代最大的风险，我觉得还是文化风险、精神风险。
20世纪20年代，雅斯贝斯在《时代精神的状况》中发出预警：世界正经历极大的变化，以往几千年中任何巨大变化都不能与之相比。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也包含着巨大的可能性。如果不能胜任我们所面临的任务，那么这种精神状况就预示着人类的失败。在他看来，最的风险就是精神上失家园；这种风险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风险，而是整个人类的风险，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精神状况，那将是“人类的失败”。
一百年之后，美国华人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中也预警：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似乎正与过去人类的历史脱节，我们的进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车，正飞速地奔向毁灭。世界的进步搭上“死亡列车”，这趟死亡列车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列车。
从世界范围考察，雅斯贝斯所说的“巨大风险”，许倬云所说的“死亡列车”的加速器，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全球化如果导致同质化，将带来灾难性的文明后果。在文化上，全球化所导致的同质化，其文明风险要比经济风险大得多，因为文化与物质产品不同，它不只是用来供人消费的，如果文化仅仅是满足消费，将会走向文化消费主义。一方面，文化与人的生活和生命之间保持某种紧张，让人超越自己的本能状态，达到一种伦理状态、文化状态，即所谓的人文教化；另一方面，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点，文化的重要功能是为了帮助人们超越生存困境，因而在超越性中具有某种“救赎”的意义。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说：文化是为人的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文化以“解释系统”即意义世界的创造，使人类超越“生命过程”中的“生存困境”，所谓大痛苦产生大文化。
比如，人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就是死亡。人有生就有死，人是一个必定要死亡的动物，而且也可能是唯一意识到自己必定要死亡的动物，人的生命的真谛是向死而生。如何对待死亡，如何超越死亡，于是便诞生一门学问叫“人生观”。人生观的本质就是人死观，如果没有死亡，也许人类永远不会那么严肃地思考如何“生”的问题。
于是，各个民族、各个不同的文化圈为解决这一终极问题、终极困境提供了不同的智慧，基督教提供一种智慧，中国儒家文化提供了另一种智慧。宗教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它设计了一个彼岸，让人在彼岸世界到达上帝那里，到佛祖那里，由此就可以不生不死了。上帝和佛祖都是具有永恒意义的终极实体，佛教的所谓涅槃，就是不生不死的境界，这是出世的宗教型文化智慧。而中国文化设计和发展了另一种智慧，这就是入世的伦理型文化智慧，它让人在世俗的此岸就能达到不朽。对精英们来说，立德立言立功是三条通向不朽之路，所谓“三不朽”；对普罗大众来说，有子女的血脉传承，就能不朽，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之所以成为最大不孝，就是因为它断绝了父母和祖先的通往不朽之路，因而“孝”是中国文化中让人达到不朽的基本路径，由此“孝”便成为“道”。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话语表达，“有后”就是基因传承，人在基因传承中实现不朽。
由此可见，对于人生的那些大痛苦，不同的文化提供各种不同的方案，让人们来对付这些生存困境。如果全球化走向同质化，全球只有一个文化，即便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智慧再好，即便它能解决80%的问题，但还有20%的问题解决不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全球性灾难甚至文明的毁灭。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文化就是人的精神体质，就像人的生理体质一样，假设某种疾病如新冠在全球流行，而人类只是一种体质，那么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只要遭遇一种不具备免疫力的病毒，人类所遭遇的将是毁灭性的风险。
所以，如果我们只有一种文化智慧，如果全球文化是是同质的，人类文明总会有一天遇到灭顶之灾，我们无计可施。所以全球化不能是同质化，全球化必须要文化多样性、文明多样性。
搜狐智库：人类的精神文明面临哪些问题？
樊和平：我们这个时代最缺少的是精神，这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现代文明最大的问题就是“没精神”。
这是一个被哲学家们反复论证的问题，也是为我们持续二十多年所进行的四轮全国调查所发现和揭示的问题。世界的物质化产生的所谓“单向度”的人是“没精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理性主义影响产生的“没精神”。市场经济的洗礼，我们高度发展了“点石成金”能力，但另一种能力却式微了，这就是“点石成‘精’”，理性僭越了精神。
这个问题也许很复杂，以一个简单事实说明吧。很长时期以来，我一直提倡要重读《西游记》，感觉我们把《西游记》读歪了，读浅了，我们必须追问一个问题：《西游记》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是文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我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本质上是一场悲剧，不是喜剧；它不是文学著作，而是哲学著作。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它当成喜剧来读，它的悲剧“悲”在哪里？大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但是就在大唐这个封建社会的顶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贫困到没有办法安顿自己的程度，乃至于皇帝必须要派一个和尚到印度请外来的佛教，坐上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宝座。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还把《西游记》当成喜剧来读，就太浅薄了，没有真正读懂。把悲剧当成喜剧读，会导致更大的悲剧。
唐僧西天取经，在文化开放的意义上是喜剧；但其深层原因却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失落。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智库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儒学在汉代被成为经学之后，逐渐被当作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宏大高远的理论建构，让位于就事论事的应时之策。正如余敦康先生所说，孔孟古典儒学的道统其实在汉代就失传了，因为孔孟儒学的精髓是“内圣外王”之道，汉代经学，“外王”的事功压过精神世界建构的“内圣”，于是一旦社会动荡，“内圣”通往“外王”的功利之路堵塞，就会出现安身立命基地动摇的危机。魏晋玄学是一次，隋唐佛学是更严重的一次。唐朝形成儒道佛三教割据的局面，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事实上形成精神世界的“三国”，其情势之严峻几乎可以与汉以后政治上的三国割据时代相比。当时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出问题了，难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基地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于是请来外来的佛教。我们现在把佛教引入当成是一种文化开放，这当然没错，但如果忽视甚至无视它背后的深层原因，就会把中国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历史悲剧、文化悲剧错当成喜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没有真正读懂《西游记》。
如果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不保持必要清醒，还会重蹈悲剧。我们需要一场精神上的自觉，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建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如果我们不能建构一个丰满的、有高度、有深度的精神世界，《西游记》的悲剧还会重演。
可以进行一种历史现象学的文化想象：在唐代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中国人坐在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宝座；但是在精神上，中国人没办法主宰自己的精神世界，需要派一个和尚不远万里来到印度，请来外来的佛教坐上中国人精神世界宝座。这不是文化悲剧吗？
所以我说《西游记》是一部悲剧，而不是喜剧。现在我们这些学者应该保持必要的清醒，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喜剧来读。现在存在把经典娱乐化的倾向，读《西游记》是寻找乐趣，放《西游记》的电视就是为了把小孩哄得不哭。因为它带有喜剧色彩，其实这只是它的形式，应当更关注的它的悲剧性。
《西游记》中还隐藏了很多文化密码，比如科技和伦理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愤愤不平，认为在唐僧率师徒西天取经的过程中，最没有本事的就是唐僧，其他人都立了大功，但最后成大佛的恰恰是唐僧。其实，唐僧就是信念的化身，西天取经的过程，也是唐僧以执着信念点化改造众弟子的过程。我常常与学生在课堂上讨论，为什么《西游记》中的各种“精”包括白骨精，虽然作恶多端，但最后都打不死？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本身是道的化身，是道成肉身，是普遍物。而道是不会死、不能死的。所以必须要把《西游记》当成一本哲学著作来读，而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化的文学著作。由此，我们民族的精神境界，民族的文化素质才会真正提高。
也许，正因为它的悲剧性和哲学性，《西游记》才成为一部不朽的经典，甚至被一些人认为应当居四大文学名著之首。
搜狐智库：如何看待伦理道德、宗教在中华文明形态中的关系？
樊和平：宗教也好，伦理也好，儒释道也好，本质上都是解决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安顿问题。但是各个民族、各个文化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世界上3/4的人有宗教，1/4的中国人不相信宗教，但是他活得很安详。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世界大格局当中，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如何来传承创新的中华文明形态。
必须进行一种哲学辩证：中华文明不是没有宗教，而是在有宗教的文化选项的背景下拒绝走向宗教的道路。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中国文化气派。缺乏宗教传统而没有走向宗教的道路，这是可能是一种文化缺陷甚至文化贫困；有宗教而拒绝走向宗教的道路，这就叫文化气派。中国文化的独特气派是：有伦理，不宗教。
现在很多人尤其西方人批评中国没有宗教，我觉得这是非常无知的。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有宗教的，有原始的祖先崇拜；后来有本土的道教；更重要的事实是，可能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像中国这样，以国家的力量大规模引进一个外来宗教即佛教。
然而到现在为止，按照我们进行了持续近二十年的四轮全国调查，八轮江苏调查，中国有宗教信仰的人数大概在8%~11%之间。如果说宗教对人的生命和生活是重要的，但中国人的信教比例却不高，只能说在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文化替代。
这样的文化替代是什么？就是伦理道德！我们现在对伦理道德在建构中华文明新形态当中的意义大大的低估了。我们把伦理道德只当成是社会风尚和公民道德，这是一种短视。
从古到今，伦理道德在中华文明体系和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地位，不只公民道德和社会风尚，而是一种文明形态，是文明的内核。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文化以道德代宗教，伦理有宗教之用。西方人有宗教，伊斯兰有宗教，印度人有宗教，不能说中国没有宗教就不那么主流。中国文化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另一种独特的智慧，这就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的独特贡献之一，所谓“礼义之邦”，就是伦理道德之邦，其要义是以伦理道德立邦，以伦理道德兴邦，这也就梁漱溟所说的“以伦理为本位”，“以伦理组织社会”。其实，梁漱溟说中国以伦理道德为宗教的文化替代也不恰当，“文化替代”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说法，因为它是以宗教为文化参照和话语背景的。
宗教之所以需要，伦理道德之所以需要，根本原因是我们需要有一种文化智慧和文化建构，把自己安顿下来，解决一个人如何达到永恒、达到不朽的终极问题。伦理道德就是中国人解决的方案，它探索和开辟了如何达到永恒、达到不朽的世俗而超越的另一条道路。
所以在中国，伦理道德具有非常重要的文明史和文明形态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核心构造。我们二十多年持续调查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中国文化传统上是一种伦理型文化，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一个伦理型文化。什么时候中华文明形态发生根本变化了？如果说我们大部分人选择走向一条宗教道路，文明形态就变化了，由此中华文明就面临巨大的文化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发展具有捍卫民族文化安全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以什么防止西方宗教的文化入侵？能动的文化战略就是推进伦理道德发展。
搜狐智库：如何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形态？
樊和平：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必须在更高远的意义上来理解伦理道德在中华文明中的意义，尤其是它对中国文化气派、中华文明形态的建构意义。
现代中华文化在世界大格局中如何保持其独特的中国气派？必须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其现实着力点是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以及家庭与国家的伦理关系。
中国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成为一种文明形态，它的根源动力在哪里？就在家庭，家庭伦理对伦理道德，对中国的文化形态文明形态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意义，这就是家风家教的文明意义。但是现在从独生子女与老龄化的邂逅，到不婚不育，实际上动摇的都是家庭作为文化基础的地位，以及家庭伦理作为伦理道德策源地的地位。由此我们的现代文明遇到了巨大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家庭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国家”文明与伦理型文化，是中华文明形态的两个最重要的气派和特色。中国的“国家”文明与西方的“country”文明具有迥然不同的文明路径和文明智慧，国和家之间既互补互动，也存在某种伦理紧张。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在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的关系问题，由此也提供了特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家国伦理关系和伦理公正，历史上是、现在也是中国文化形态建构的基本课题之一。
中国文化没有严格意义上西方的个体主义，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第一是关于文化传承、文明传承中伦理道德的文明地位问题，由此需要传承创新中华伦理型文化；第二就是怎么破解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的关系问题，由此需要传承创新中华“国家”文明。
搜狐智库：企业家在这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樊和平：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要形成一个合力，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大问题是，实际上对精神生活也好，对文化生活也好，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顶层设计比如说意识形态，政治家们在创造；底层设计即生活方式的权力主要是企业家们掌握，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是企业家们制造出来的。
记得我们年轻时曾经有一部电影叫“街上流行红裙子”，为什么可以预知时尚？流行红裙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企业家仓库里积压的都是红布料，于是来年生产出来都是红裙子，为了让来年能够把这些红裙子推销出去，于是企业家就先制造和引导时尚，宣扬明年的流行社区是红裙子。
所以我觉得企业家不仅在制造市场，而且制造生活，甚至可能捆绑生活。我们现代的社会生活实际上是不同步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家、人文社会科学家们做研究和设计，生活世界是企业家跟科技专家在共谋。
更大的风险在于，在资本逻辑的强大推动下，人文社会科学家可能一部分作为智库为政府服务，一部分为企业服务。企业为什么形成这么强大的市场文化的影响力，这与他们有一批专家学者为其服务是有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服务？服务的文化真诚和文化品质如何？
我们的生活方式绝对不只是过日子，生活方式承载和演绎文化信念。我们曾长期批评中国人的长袍马褂是中国保守文化的代名词。其实，中国有自己的服装文化，从长袍马褂到中山装，传递的都是同一种文化信息和文化信念，这就是“人禽之辨”的伦理型文化。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文化观念、一种文化精髓的现实演绎。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每位社会成员都是一个文化的演绎者或文化演员。
当日常生活把自己的文化忘得一干二净，所谓的传承中华文化就只在口头上、在课堂上，局限于此，真正的中国文化是传承不了的，必须把生活方式的底层设计和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协调起来形成一个合力。一个很显然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是西装革履走向现代化，以西装为正装，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国装。可以说，中国人是西装革履走进世界的中央，这就是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现代化的“中国式”的课题。
从国家治理这个角度来说，我一直认为我们的现代化面临一个“化”的战略交错。一方面我们内部有一种现代化的冲动，要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另外一方面又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这就是西方人要“化”中国。
所以一方面是中国要自化，有“化”的内在冲动，另外一方面西方人有一种“化”中国的战略故意，一旦“化”的战略故意跟“化”的内在冲动相遇，就可能产生一些国家战略层面的文化风险。我们怎么样来规避这些风险，需要以大智慧来处理，其中最基本的课题就是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协调一致。
搜狐智库：儒商精神中最重要的内涵和特质是什么？
樊和平：中国文化如果说有一种基本的结构类型的话，那就是宋明理学所说的“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中国文化的基本问题就是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其人格化实际上就是儒和商的关系问题。伦理道德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基本问题就是义和利的关系问题。西方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右《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开篇就说，世界是由两种力量造成的，一种是宗教的力量 ，一种是经济的力量。其实，这只是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理论，是宗教型文化的判断；对中国文化来说，世界的两种基本力量，一是义，一是利，这是伦理型文化的判断。
所以儒和商的对话在中国哲学的层面就是义和利的对话。从孔子开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是说义和利之间对立，而是说要对谋利的自然冲动保持一种文化紧张，保持一种文化警惕，用伦理道德对谋利活动进行导向，使它走上合理的轨道。这样才有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学规，它到了朱熹那里发展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利合一。
所以儒商精神是儒和商的合一，实际上就是义和利的合一，在中国传统上从孔夫子开始一直到宋明理学，讲的都是义利合一。而义利合一，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公和私的合一，即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合一。所以对“儒商”的要义，我比较倾向于是一种文明对话，义和利两种文明因子的对话是其基本问题。
儒商精神不仅仅是有儒家气质的商人精神或者商人人格。现在一些企业家非常善于用文化来包装自己，但不是背几句经典就是儒商。企业家要有文化真诚，不仅仅是一种气质，还要有这样一种文化素质和文明信念。
搜狐智库：比较具备儒商精神的企业家有哪些？
樊和平：我比较倾向于把“儒商”当成一种境界来追求。比如孔夫子讲“仁”，他认为“仁”既是一种德，是仁义礼智中的一种德性；又是一切德，所有好的德性都叫做“仁”。但“仁”又是一种彼岸的最高层次的德。孔子从来没有说过谁是仁人，“仁”存在于不断的行“仁”得“仁”的运动当中，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会一心向佛，但是每个人都不能成佛。这就是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要义。
儒商也应当把它当成一种境界去追求，而不是谁学儒就是儒商，否则称赞谁为儒商，就等于我们给谁贴了个标签，颁了个奖，这不符合儒商的宗旨。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一种人格境界和文明境界，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要避免把儒商当成企业家的某种文化资本和文化操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