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暑期，不同性质的体育设施总是呈现两种光景：正规的商业体育场馆收费不低却人满为患，而校园里一应俱全的体育设施处于“放假”状态，显得冷冷清清。
校园体育设施要不要面向社会开放的问题讨论已久。事实上，早在2009年国务院公布的《全民健身条例》中就提出：“公办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由此看来，开放校园体育设施不应是“要不要”的判断题，而应是“怎么开”的必答题。
开放校园体育设施对提高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十分重要。一项学术研究显示，当校园体育设施的开放率达50%时，居民选择度会明显提升，且平均可达距离可控制在1.5千米以内，基本满足国务院提出建设城市居民“15分钟健身圈”的要求。但调查显示，综合来看，我国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率仅在30%左右。
推开学校体育设施大门为何仍显困难？如何做好校园体育设施开放的必答题？围绕这一话题，半月谈记者专访了群众体育领域研究专家、上海体育大学教授郑家鲲。
半月谈记者：从满足居民日常运动需求角度来看，体育场地、设施供给总体情况如何？
郑家鲲：从平衡体育设施的供需状况来看，近年来这一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022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62平方米，提前并超额完成国务院提出到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平方米的目标。
也要看到，我国体育设施存在高度集中的情况。从最新数据来看，以学校为主要构成的事业单位体育场地面积占比最高，超过40%；另有数据表明，全国学校体育场地总体开放率仍不足30%。不少学校坚持封闭管理的方式，导致较多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资源闲置。
半月谈记者：开放校园体育设施，政策文件、法律法规是否有明文规定？
郑家鲲：各类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中央文件中，普遍要求在一定条件下，推动校园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其中包括“支持中小学对校园体育场地设施进行社会通道改造”“新建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应在规划设计时，创造向社会开放的条件”“将开放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开”等细化要求。从法律层面上看，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体育法第86条提出：“鼓励和支持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向公众开放。”应当说，对于这一事项的顶层设计已经较为清晰。
从地方上来看，上海、深圳、浙江等地都出台过相应政策文件。上海提出“学校等单位的操场、球场、田径跑道等露天运动场所，要安排适当时段向社区居民免费开放”。深圳则提出，非寄宿制公立中小学校体育场开放时间平日不少于每天2小时，节假日及学校寒暑假不少于每天8小时。
孩子们在学校体育场地练习排球 周松林 摄
半月谈记者：在政策支持、公众欢迎的背景下，校园体育设施的开放率仍然有限，阻力来自哪里？
郑家鲲：推动体育设施开放，学校有其义务和责任。我们调研发现，安全责任不清、经费保障不足和专业化管理程度不高等问题，导致一些学校开放意愿不高，致使学校不执行或者选择性执行相关政策。
推动校园体育设施开放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其中包括在校师生和校外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包括学校各类设施的财产安全。一旦发生相关事故，很容易出现责任归属不清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调研，这是学校开放不积极的首要因素。此外，因开放而增加的设施维护保养成本、人员经费尚缺乏固定的保障渠道，专业管理人员缺乏等问题也令不少学校进退两难。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高校体育设施开放率明显低于中小学。这一方面是因为高校是师生共同的生活综合体，体育场地不仅用于教学；另一方面也因为高校自主管理权更大。高校有着更为完备的体育设施，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运动健身需求，如何探索高校体育设施的开放路径，还需要社会各界集思广益。
半月谈记者：如何更好关注学校关切，从制度机制上提高学校的开放意愿？
郑家鲲：要降低学校体育设施开放面临的各类风险，就要控制和隔离风险源。如江苏无锡、广东珠海等地要求学校区分运动区和教学区，安装监控系统，并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巡查。根据上海等地的实践经验，我们总结出“六个一”机制供各地借鉴，即一人一卡，对校外人员实施凭卡入校制度；一馆一查，每个场馆进行定期检查维护，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一校一警，通过驻点护校勤务模式维护校园安全。
一些发达国家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可达10平方米以上，日本甚至达到19平方米。这一方面由于其充分利用桥下、转角等城市“边角”，另一方面其校园设施开放的运营管理模式也较为完善。例如，一些国家重视“学校-社区”两个系统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体育设施“联合使用模式”，在校园规划之初就根据周边社区居民需求，划定一定规模的体育场地，从设施本体出发打破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分离壁垒。
半月谈记者：如何从具体情况出发，更好衔接学校（体育资源）、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联系？
郑家鲲：这方面是大有空间可挖的。以上海为例，上海专门成立市级层面的社区体育协会，各个社区成立相应的社区体育俱乐部。学校和社区双方以“组织-组织”的形式集纳双方的需求和意见，形成议事机制和资源共享方案。学校也应树立服务大众、效益最优和资源共享的理念。既从公益角度出发承担起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又挖掘社区和学校在促进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合作空间，不断提高校园体育设施的利用效率。
